三槐堂铭
天可必乎?贤者不必贵,仁者不必寿。天不可必乎?仁者必有后。二者将安取衷哉?吾闻之申包胥曰:“人定者胜天,天定亦能胜人。”世之论天者,皆不待其定而求之,故以天为茫茫。善者以怠,恶者以肆。盗跖之寿,孔、颜之厄,此皆天之未定者也。松柏生于山林,其始也,困于蓬蒿,厄于牛羊;而其终也,贯四时、阅千岁而不改者,其天定也。善恶之报,至于子孙,则其定也久矣。吾以所见所闻考之,而其可必也审矣。
国之将兴,必有世德之臣,厚施而不食其报,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、共天下之福。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,显于汉、周之际,历事太祖、太宗,文武忠孝,天下望以为相,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。盖尝手植三槐于庭,曰:“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。”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,相真宗皇帝于景德、祥符之间,朝廷清明,天下无事之时,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。今夫寓物于人,明日而取之,有得有否;而晋公修德于身,责报于天,取必于数十年之后,如持左契,交手相付。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。
吾不及见魏公,而见其子懿敏公,以直谏事仁宗皇帝,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,位不满其德。天将复兴王氏也欤!何其子孙之多贤也?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,其雄才直气,真不相上下。而栖筠之子吉甫,其孙德裕,功名富贵,略与王氏等;而忠恕仁厚,不及魏公父子。由此观之,王氏之福盖未艾也。
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,好德而文,以世其家,吾以是铭之。铭曰:
“呜呼休哉!魏公之业,与槐俱萌;封植之勤,必世乃成。既相真宗,四方砥平。归视其家,槐阴满庭。吾侪小人,朝不及夕,相时射利,皇恤厥德?庶几侥幸,不种而获。不有君子,其何能国?王城之东,晋公所庐;郁郁三槐,惟德之符。呜呼休哉!
“三槐堂铭”译文及注释
译文
上天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?但为什么贤德的人不一定富贵,仁爱的人不一定长寿?难道上天不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?但行善仁爱之人一定有好的后代。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呢?我听申包胥曾经说过:“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天命,天命胜于人为因素。”世上议论天道的人,都不等上天的意愿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,因此认为天是茫茫无知的。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,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。盗跖可以长寿,孔子、颜回却遭受困厄,这都是上天还没有表现出来他的真实意愿的缘故。松柏生长在山林之中,起初被蓬蒿围困,遭牛羊践踏,但最终还是四季长青,经千年而不凋零,这就是上天赐予它的天性。关于对人的善恶报应,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,这也是上天确定已久的。我根据所见所闻来验证,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,这是明白无疑的。
国家将要兴盛时,必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,做了很大的好事而没有得到福报,但此后他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,共享天下的福禄。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,显赫于后汉、后周之间,先后在太祖、太宗两朝任职,文武忠孝,天下的人都期盼他能出任宰相,然而王佑由于正直不阿,不为当世所容。他曾亲手在庭院里种植了三棵槐树,说:“我的后世子孙将来一定有位列三公者。”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(王旦),在真宗皇帝景德、祥符年间做了宰相,当时朝廷政治清明,天下太平,他享有福禄荣耀十八年。
现在如果把东西寄存在别人处,第二天就去取,可能得到,也可能得不到了。但晋国公自身修养德行,以求上天的福报,在几十年之后,得到了必然的回报。如同手持契约,亲手交接一样。我因此知道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。
我没来得及见到魏国公(王旦),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。他事奉仁宗皇帝时直言敢谏,出外带兵、入内侍从三十多年,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。上天将再一次使王氏兴盛吗?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的贤人呢?世上有的人把晋国公(王佑)与李栖筠(唐代贤相)相比,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、正直气节,确实不相上下。而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,孙子李德裕,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也差不多,但忠恕仁厚,则不如魏公父子。由此可见,王氏的福份正旺盛不衰啊!懿敏公的儿子王巩,跟我交游,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,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,我因此把他记了下来。铭曰:
“啊,多么美好啊!魏公的家业,跟槐树一起萌兴。辛劳的培植,一定要经过一代才能长成。他辅佐真宗、天下太平,回乡探家,槐荫笼庭。我辈小人,一天从早到晚,只知窥察时机求取名利,哪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?只希望有意外的侥幸,不种植就能收获。如果没有君子,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?京城的东面,是晋国公的住所,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,象征着王家的仁德。啊,多么美好啊!”
注释
(1)汉、周之际:指五代的后汉、后周。
(2)魏国文正公:指王旦,封魏国公,谥文正。
(3)左契:古代契约分左右两联,左契凭以索偿。
(4)李吉甫、李德裕:均唐代贤相。
(5)休:美。
(6)皇:通“遑”,闲暇。
(7)有:通“又”。
“三槐堂铭”鉴赏
赏析
本文是宋神宗元丰二年(1079)苏轼在湖州任上为学生王巩家中“三槐堂”提写的铭词。三槐堂,是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佑家的祠堂,因王佑手植三棵槐树于庭而得名。古代传说,三槐象征朝廷官吏中职位最高的三公。而王佑正是王巩的曾祖父。
文章主题在于歌颂王佑的品德和功业,分五段进行。第一二两段,从天命的有常立论,肯定了善善恶恶的因果报应,提出“仁者必有后”的观点,为全文的理论基础。第三四五层,记叙了王佑手植三槐的经过和期待,以及王佑子孙后代多有仁德贤能者的事实,说明王佑仁爱厚施、积善成德,因此才子孙多贤,福祚绵绵不绝,从而论证了观点,突出了主旨。
全文贯穿着天命有常、因果报应思想,崇尚仁厚忠恕的德行。认为“善恶之报,至于子孙”,显然带有惩创人心、引为鉴诫的良苦用心。文章叙议兼行,挥洒如意。文字简洁,自然流畅。
读后感
宋朝的大文学家苏轼,曾经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《三槐堂铭》,文中记述了三槐王氏祖先的事迹,正是一门忠义,百世流芳,历经千百年之后,他们忠厚仁恕的浩然正气依然令人神往。
王氏先祖王祐,是北宋大名府莘县人,出身书香门第、官宦之家。王祐的祖父王言和父亲王彻,都担任后唐的官职,一生忠厚勤勉,廉洁奉公。王祐少年时性情豪迈,才气横溢,他的文章立意高远,文辞优美,被人们争相传诵。
步入仕途之后,王祐依然保持着真诚正直的本性。当时正处五代十国的乱世,军阀掌权、战乱纷起,朝代频繁更替,许多将帅背叛君主,拥兵自立。王祐曾不顾个人安危,力劝后晋元帅杜重威忠于朝廷,不要投降契丹,因此得罪了杜重威。遭到贬谪后,王祐仍然撰写文章,以忠孝因果警示世人。
宋朝建立后,王祐曾任监察御史、户部员外郎等官职。当时有一位功臣符彦卿镇守大名府,因为受到贪婪狡黠的手下人蒙蔽,致使政务腐败散乱。宋太祖命令王祐前去代理大名府,调查符彦卿的情况,看他是否图谋不轨。当时如果符彦卿获罪,株连坐牢的将达一千多人。王祐仔细查明真相后,把事实禀告皇上,并且愿以自己全家老小一百多口的性命,来担保符彦卿无罪。他直言上疏给皇上:「过去五代十国的君主,大多因为猜忌大臣,滥杀无辜,所以在位时间很短,希望陛下引以为戒。」符彦卿因此免罪,许多无辜的生命得以保全。王祐在同僚有难时,不落井下石,而能仗义执言,舍己救人,世人都称赞他积下深福厚德,必将荫蔽子孙。
王祐很有才干,而又品行端正,不攀附权贵。他文武忠孝的德行,被天下人赞叹,许多人希望他能升任宰相。然而,王祐直道而行的个性,使得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忌惮他,想方设法排挤他,因此王祐始终没有得到重用。
晚年的时候,王祐将「治国、平天下」的愿望寄托在子孙后代身上,他满怀信心地在庭院中种了三棵槐树,说:「我们家的后代子孙,一定有位列三公的,此树可以作为见证。」果然,他的预言成为现实,次子王旦在宋真宗时当了宰相,前后辅佐真宗十八年,当时政治清明、天下太平,王旦被人称为「太平良相」。
王祐的三个儿子在父亲的严格教导和潜移默化之下,都不负父望,德才兼备,学业有成。长子王懿,曾任江西袁州知府,政绩颇佳。三子王旭,也是著名的清官,先后在缑氏(今河南偃师县)、应天府(今河南商丘)等地为官,都有卓越的政绩,最后积劳成疾,病逝于任上。
作为三槐王氏最杰出的代表,王旦在幼年时就沉稳静默,勤奋好学,成年以后更是胸襟博大,气宇非凡。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,王旦考中进士之后,出任平江知县。他体察民情、关心民众,以道德教化百姓,把平江县治理得井井有条,人民安居乐业。当时的转运使赵昌言到了平江县境内,赞赏王旦的善政,并把女儿嫁给了他。
一般人认为,朝中有人好做官。历朝历代,利用裙带关系攀附求高官厚禄的人确实不少。但在王旦这里却是例外。后来,赵昌言作了参知政事,担任相当于副宰相的职务,王旦也已经官至同判吏部流内铨,负责官员的考课。翁婿成为直属上下级,王旦为了避嫌,主动提出来辞职,改在集贤殿做修改撰写的文字工作。王旦识大体、顾大局,甘于淡泊的度量,深受宋太宗的嘉许。
等到真宗的时候,王旦作了宰相,他始终坚持亲属子弟们避嫌,不在朝廷担任重要官职。他的三弟王旭很有才华,受到皇上的赞赏和群臣的推荐。自从王旦当宰相后,就避嫌在家,不再任职。真宗知道后,就把王旦叫来,说:「以前的朝代,兄弟一起在朝中做大官的很多,何况朝廷任人惟贤,怎么能因为您的缘故,使令弟怀才不用呢?」真宗想任命王旭做京城的推官,掌管司法,王旦一再推辞,真宗只好让王旭改任有职无权的南曹通判。
王旦有三个儿子,长子王雍、次子王冲都是品学兼优。但因为他们进入仕途时,父亲在朝中担任要职,为了避嫌,兄弟二人一直未能晋升,直到王旦去世时,王冲仍担任水部员外郎这样一个候补职务。唯有三子王素,从政时王旦已经去世,没受到避嫌的影响,仕途比较顺利。
王旦不仅对子弟严格要求,对其他亲属也从不利用权势为他们谋官。他的女婿苏耆通过了会试,参加皇上殿试的时候,真宗不知道苏耆和王旦的关系,问王旦此人可否入选,王旦不置可否,结果苏耆落选。另一个女婿韩亿很有才华,真宗想召来加官,王旦竭力推辞,韩亿被派往边远的蜀地任职。
王旦身为宰相,以天下国家为己任,任何事情都看得久远,不举亲眷,不谋私利,就杜绝了任人唯亲的流弊。正己才能正人,所以,王旦为相十八年,家中常常宾客满堂,但没有一个人敢为私利请求照顾的。王旦并非不爱才,经他举荐的人才很多。他常常表面上不说什么,但是私底下发现真正的人才,绝不放过,一定会推荐给皇上。因为他施恩不求回报,总是默默地这样做,所以很少有人知道。后来史官修订《真宗实录》时,看到王旦的奏章,才知道许多大臣,包括众多建功立业的栋梁之材,都是出自王旦的推荐。
作为当朝宰相,同时也是家族中的长者,王旦内修严谨,但又宽厚待人,对家人关怀爱护。王氏族人众多,但在王旦以身示范的引领下,个个友爱笃实,好学勤俭,使人们叹为观止。对于王旦要求他们避嫌居低位的安排,大家都欣然接受,而且从不以官宦子弟夸耀,更不作威作福,盛气凌人。
王旦一生的德行,可以说是「八德」具足,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。据传记记载,他清正廉洁,除了皇上的赏赐之外,从未收过任何人的馈赠。家里的衣服被褥,家具炊器,都朴实无华。不仅自己简朴,他也谆谆善诱,教导子弟。有一次,一位出售玉带的商人上门推销,弟弟王旭觉得很好看,想购买一条。他拿着去请示王旦,王旦也不说什么,只是让他系在腰上,然后问他:「如今还好看吗?」王旭说:「系在自己腰上,怎么能看得见好看不好看?」王旦淡淡地说:「自己负载着重物,目的是让别人说好看,不是太劳神了吗?」王旭恍然大悟,赶紧把玉带还给了商人。
真宗见王旦的住所过于简陋,多次提出帮他建新宅,王旦都以「这是先辈的旧居,不忍拆除」为理由,多次推辞了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置田宅,为什么不留些家产给子孙经营?他回答道:「儿孙当要自立自强,如果父母留下这些田宅财产给他们,无非就是要让他们造成不义之争而已。」王旦所重视的,不是钱财,而是优良家风的承传。他十分注重对后代的教育,要求他们堂堂正正做人,踏踏实实做事,为官者还要清清白白做官。王旦深信,「根深枝自茂,源远流自长」,他要求子孙后代每六十年修一次家谱,在家谱中要详细叙述先祖的德行和王氏仁恕忠厚的家风,以缅怀祖德,激励后人。
后来,为了更好地承传家风家训,王旦的孙子王巩,在翻修故居、建立「三槐堂」的时候,特意请苏轼撰写《三槐堂铭》,以此勉励王氏后人,效仿祖先的美好德行。
《易经》云:「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。」在王旦的下一辈中,王家又出了王素、王质、王端三个进士,都是德才兼备,孙辈、曾孙辈中也是人才辈出。在整个宋朝三百余年的历史上,三槐王氏家族几乎代代都有人在朝廷为官,《宋史》上专门立有传记者十一人。自宋以来,悠悠千百余年,虽然历尽人世沧桑,三槐王氏的后裔绵延不息,分布在世界各地。他们秉持先祖忠恕仁厚的精神,牢记先祖的教诲,都能做到为民者勤劳生产,艰苦奋斗;为官者廉洁自持,秉公正直。
追溯先祖的德范,细思天地万物之至理,我们且反复吟咏其中的句子:「天可必乎?贤者不必贵,仁者不必寿。天不可必乎?仁者必有后。二者将安取衷哉?」「善恶之报,至于子孙,则其定也久矣。」三槐王氏家族,以及许许多多广积阴德、以圣贤之道德学问传家的古今世家,给予我们甚深的启示和教导。为人当以道德为根本,行孝行善,其福泽荫庇,方能长润后世。而「积不善之家,必有余殃」,这是古圣先贤的殷殷训诫,历史已经无数次以惨痛的事实证明,我们不可不慎重省思,切勿懈怠放肆,殃及自身和后代子孙啊!
三槐堂上那苍劲挺拔的老槐树,根深叶茂,充满活力,已成为根植于人们心中的一种力量。透过它的枝干,把正直、坚强、忠厚、智慧传递;透过它的叶脉,将忠诚、仁义、宽容、善良撒播。祖先将世世代代人生体验的精华,浓缩在一篇篇训诫中,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、文化的瑰宝,是文明的源头活水。我们惟有秉承祖志,矢志不移,才能面对任何挑战,生生不息,源远流长。
苏轼简介
宋代·苏轼的简介
苏轼(1037-1101),北宋文学家、书画家、美食家。字子瞻,号东坡居士。汉族,四川人,葬于颍昌(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)。一生仕途坎坷,学识渊博,天资极高,诗文书画皆精。其文汪洋恣肆,明白畅达,与欧阳修并称欧苏,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;诗清新豪健,善用夸张、比喻,艺术表现独具风格,与黄庭坚并称苏黄;词开豪放一派,对后世有巨大影响,与辛弃疾并称苏辛;书法擅长行书、楷书,能自创新意,用笔丰腴跌宕,有天真烂漫之趣,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宋四家;画学文同,论画主张神似,提倡“士人画”。著有《苏东坡全集》和《东坡乐府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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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臣论
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,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?学广而闻多,不求闻于人也。行古人之道,居于晋之鄙。晋之鄙人,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。大臣闻而荐之,天子以为谏议大夫。人皆以为华,阳子不色喜。居于位五年矣,视其德,如在野,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?
愈应之曰:是《易》所谓恒其德贞,而夫子凶者也。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?在《易·蛊》之“上九”云: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。”《蹇》之“六二”则曰:“王臣蹇蹇,匪躬之故。”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,而所蹈之德不同也。若《蛊》之“上九”,居无用之地,而致匪躬之节;以《蹇》之“六二”,在王臣之位,而高不事之心,则冒进之患生,旷官之刺兴。志不可则,而尤不终无也。今阳子在位,不为不久矣;闻天下之得失,不为不熟矣;天子待之,不为不加矣。而未尝一言及于政。视政之得失,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,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。问其官,则曰谏议也;问其禄,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;问其政,则曰我不知也。有道之士,固如是乎哉?且吾闻之:有官守者,不得其职则去;有言责者,不得其言则去。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?得其言而不言,与不得其言而不去,无一可者也。阳子将为禄仕乎?古之人有云:“仕不为贫,而有时乎为贫。”谓禄仕者也。宜乎辞尊而居卑,辞富而居贫,若抱关击柝者可也。盖孔子尝为委吏矣,尝为乘田矣,亦不敢旷其职,必曰“会计当而已矣”,必曰“牛羊遂而已矣”。若阳子之秩禄,不为卑且贫,章章明矣,而如此,其可乎哉?
或曰:否,非若此也。夫阳子恶讪上者,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。故虽谏且议,使人不得而知焉。《书》曰:“尔有嘉谟嘉猷,则人告尔后于内,尔乃顺之于外,曰:斯谟斯猷,惟我后之德”若阳子之用心,亦若此者。愈应之曰:若阳子之用心如此,滋所谓惑者矣。入则谏其君,出不使人知者,大臣宰相者之事,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夫阳子,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,主上嘉其行谊,擢在此位,官以谏为名,诚宜有以奉其职,使四方后代,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,天子有不僭赏、从谏如流之美。庶岩穴之士,闻而慕之,束带结发,愿进于阙下,而伸其辞说,致吾君于尧舜,熙鸿号于无穷也。若《书》所谓,则大臣宰相之事,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且阳子之心,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?是启之也。
或曰: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,不求用而君用之。不得已而起。守其道而不变,何子过之深也?愈曰:自古圣人贤士,皆非有求于闻用也。闵其时之不平,人之不义,得其道。不敢独善其身,而必以兼济天下也。孜孜矻矻,死而后已。故禹过家门不入,孔席不暇暖,而墨突不得黔。彼二圣一贤者,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。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,岂使自有余而已,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。耳目之于身也,耳司闻而目司见,听其是非,视其险易,然后身得安焉。圣贤者,时人之耳目也;时人者,圣贤之身也。且阳子之不贤,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;若果贤,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。恶得以自暇逸乎哉?
或曰: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,而恶讦以为直者。若吾子之论,直则直矣,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?好尽言以招人过,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,吾子其亦闻乎?愈曰:君子居其位,则思死其官。未得位,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。我将以明道也,非以为直而加入也。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,而好尽言于乱国,是以见杀。《传》曰:“惟善人能受尽言。”谓其闻而能改之也。子告我曰:“阳子可以为有之士也。”今虽不能及已,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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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千里外,得长者时赐一书,以慰长想,即亦甚幸矣;何至更辱馈遗,则不才益 将何以报焉?书中情意甚殷,即长者之不忘老父,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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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今之所谓孚者,何哉?日夕策马,候权者之门。门者故不入,则甘言媚词,作妇人状,袖金以私之。即门者持刺入,而主人又不即出见;立厩中仆马之间,恶气袭衣袖,即饥寒毒热不可忍,不去也。抵暮,则前所受赠金者,出报客曰:“相公倦,谢客矣!客请明日来!”即明日, 又不敢不来。夜披衣坐,闻鸡鸣,即起盥栉,走马抵门;门者怒曰:“为谁?”则曰 :“昨日之客来。”则又怒曰:“何客之勤也?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?”客心耻之 ,强忍而与言曰:“亡奈何矣,姑容我入!”门者又得所赠金,则起而入之;又立向所立厩中。 幸主者出,南面召见,则惊走匍匐阶下。主者曰:“进!”则再拜,故迟不起; 起则上所上寿金。主者故不受,则固请。主者故固不受,则又固请,然後命吏纳之。 则又再拜,又故迟不起;起则五六揖始出。出揖门者曰:“官人幸顾我,他日来,幸 无阻我也!”门者答揖。大喜奔出,马上遇所交识,即扬鞭语曰:“适自相公家来, 相公厚我,厚我!”且虚言状。即所交识,亦心畏相公厚之矣。相公又稍稍语人曰:“某也贤!某也贤!”闻者亦心计交赞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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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晏列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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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仲曰:“吾始困时,尝与鲍叔贾,分财利多自与,鲍叔不以我为贪,知我贫也。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,鲍叔不以我为愚,知时有利不利也。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,鲍叔不以我为不肖,知我不遇时。吾尝三战三走,鲍叔不以我怯,知我有老母也。公子纠败,召忽死之,吾幽囚受辱,鲍叔不以我为无耻,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。生我者父母,知我者鲍子也。”
鲍叔既进管仲,以身下之。子孙世禄于齐,有封邑者十余世,常为名大夫。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。
管仲
既任政相齐,以区区之齐在海滨,通货积财,富国强兵,与俗同好恶。故其称曰:“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,上服度则六亲固。四维不张,国乃灭亡。下令如流水之原,令顺民心。”故论卑而易行。俗之所欲,因而予之;俗之所否,因而去之。
其为政也,善因祸而为福,转败而为功。贵轻重,慎权衡。桓公实怒少姬,南袭蔡,管仲因而伐楚,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。桓公实北征山戎,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。于柯之会,桓公欲背曹沫之约,管仲因而信之,诸侯由是归齐。故曰:“知与之为取,政之宝也。”
管仲富拟于公室,有三归、反坫,齐人不以为侈。管仲卒,齐国遵其政,常强于诸侯。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。
晏子
晏平仲婴者,莱之夷维人也。事齐灵公、庄公、景公,以节俭力行重于齐。既相齐,食不重肉,妾不衣帛。其在朝,君语及之,即危言;语不及之,即危行。国有道,即顺命;无道,即衡命。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。
越石父贤,在缧绁中。晏子出,遭之涂,解左骖赎之,载归。弗谢,入闺。久之,越石父请绝。晏子惧然,摄衣冠谢曰:“婴虽不仁,免子于缌何子求绝之速也?”石父曰:“不然。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。方吾在缧绁中,彼不知我也。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,是知己;知己而无礼,固不如在缧绁之中。”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。
为齐相,出,其御之妻从门闲而窥其夫。其夫为相御,拥大盖,策驷马,意气扬扬甚自得也。既而归,其妻请去。夫问其故。妻曰:“晏子长不满六尺,身相齐国,名显诸侯。今者妾观其出,志念深矣,常有以自下者。今子长八尺,乃为人仆御,然子之意自以为足,妾是以求去也。”其后夫自抑损。晏子怪而问之,御以实对。晏子荐以为大夫。
太史公曰:吾读管氏牧民、山高、乘马、轻重、九府,及晏子春秋,详哉其言之也。既见其著书,欲观其行事,故次其传。至其书,世多有之,是以不论,论其轶事。
管仲世所谓贤臣,然孔子小之。岂以为周道衰微,桓公既贤,而不勉之至王,乃称霸哉?语曰“将顺其美,匡救其恶,故上下能相亲也”。岂管仲之谓乎?
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,成礼然后去,岂所谓“见义不为无勇”者邪?至其谏说,犯君之颜,此所谓“进思尽忠,退思补过”者哉!假令晏子而在,余虽为之执鞭,所忻慕焉。
司马错论伐蜀
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,司马错欲伐蜀,张仪曰:“不如伐韩。”王曰:“请闻其说。”
对曰:“亲魏善楚,下兵三川,塞轘辕、缑氏之口,当屯留之道,魏绝南阳,楚临南郑,秦攻新城宜阳,以临二周之郊,诛周主之罪,侵楚魏之地。周自知不救,九鼎宝器必出。据九鼎,按图籍,挟天子以令天下,天下莫敢不听,此王业也。今夫蜀,西僻之国也,而戎狄之长也,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,得其地不足以为利。臣闻:‘争名者于朝,争利者于市。’今三川、周室,天下之市朝也,而王不争焉,顾争于戎狄,去王业远矣。”
司马错曰:“不然。臣闻之:‘欲富国者,务广其地;欲强兵者,务富其民;欲王者,务博其德。三资者备,而王随之矣。’今王之地小民贫,故臣愿从事于易。夫蜀,西僻之国也,而戎狄之长也,而有桀纣之乱。以秦攻之,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。取其地足以广国也,得其财足以富民,缮兵不伤众,而彼已服矣。故拔一国,而天下不以为暴;利尽西海,诸侯不以为贪。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,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。今攻韩劫天子,劫天子,恶名也,而未必利也,又有不义之名。而攻天下之所不欲,危!臣请谒其故:周,天下之宗室也;韩,周之与国也。周自知失九鼎,韩自知亡三川,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,以因于齐、赵而求解乎楚、魏。以鼎与楚,以地与魏,王不能禁。此臣所谓危,不如伐蜀之完也。”
惠王曰:“善!寡人听子。”卒起兵伐蜀,十月取之,遂定蜀,蜀主更号为侯,而使陈庄相蜀。蜀既属,秦益强富厚,轻诸侯。
周亚夫军细柳
文帝之后六年,匈奴大入边。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,军霸上;祝兹侯徐厉为将军,军棘门;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,军细柳,以备胡。
上自劳军。至霸上及棘门军,直驰入,将以下骑送迎。已而之细柳军,军士吏被甲,锐兵刃,彀弓弩,持满。天子先驱至,不得入。先驱曰:“天子且至!”军门都尉曰:“将军令曰:‘军中闻将军令,不闻天子之诏。’”居无何,上至,又不得入。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:“吾欲入劳军。”亚夫乃传言开壁门。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:“将军约,军中不得驱驰。”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。至营,将军亚夫持兵揖曰:“介胄之士不拜,请以军礼见。”天子为动,改容式车,使人称谢:“皇帝敬劳将军。”成礼而去。
既出军门,群臣皆惊。文帝曰:“嗟呼,此真将军矣!曩者霸上、棘门军,若儿戏耳,其将固可袭而虏也。至于亚夫,可得而犯邪?”称善者久之。
滑稽列传
孔子曰:“六艺于治一也。《礼》以节人,《乐》以发和,《书》以道事,《诗》以达意,《易》以神化,《春秋》以义。”太史公曰:“天道恢恢,岂不大哉!谈言微中,亦可以解纷。
淳于髡者,齐之赘婿也。长不满七尺,滑稽多辩,数使诸侯,未尝屈辱。齐威王之时喜隐,好为淫乐长夜之饮,沉湎不治,委政卿大夫。百官荒乱,诸侯并侵,国且危亡,在于旦暮,左右莫敢谏。淳于髡说之以隐曰:“国中有大鸟,止王之庭,三年不蜚又不呜,王知此鸟何也?”王曰:“此鸟不飞则已,一飞冲天;不鸣则已,一鸣惊人。”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,赏一人,诛一人,奋兵而出。诸侯振惊,皆还齐侵地。威行三十六年。语在《田完世家》中。
威王八年,楚人发兵加齐。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,赍金百斤,车马十驷。淳于髡仰天大笑,冠缨索绝。王曰:“先生少之乎?”髡曰:“何敢!”王曰:“笑岂有说乎?”髡曰:“今者臣从东方来,见道旁有禳田者,操一豚蹄,酒一盂,祝曰:‘瓯窭满篝,污邪满车,五谷蕃熟,穰穰满家。’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,故笑之。”于是齐威王乃益赍黄金千溢,白璧十双,车马百驷。髡辞而行,至赵。赵王与之精兵十万,革车千乘。楚闻之,夜引兵而去。
威王大悦,置酒后宫,召髡赐之酒。问曰:“先生能饮几何而醉?”对曰:“臣饮一斗亦醉,一石亦醉。”威王曰:“先生饮一斗而醉,恶能饮一石哉!其说可得闻乎?”髡曰:“赐酒大王之前,执法在傍,御史在后,髡恐惧俯伏而饮,不过一斗径醉矣。若亲有严客,髡帣韝鞠,侍酒于前,时赐馀沥,奉觞上寿,数起,饮不过二斗径醉矣。若朋友交游,久不相见,卒然相覩,欢然道故,私情相语,饮可五六斗径醉矣。若乃州闾之会,男女杂坐,行酒稽留,六博投壶,相引为曹,握手无罚,目眙不禁,前有堕珥,后有遗簪,髡窃乐此,饮可八斗而醉二三。日暮酒阑,合尊促坐,男女同席,履舄交错,杯盘狼藉,堂上烛灭,主人留髡而送客。罗襦襟解,微闻芗泽,当此之时,髡心最欢,能饮一石。故曰酒极则乱,乐极则悲,万事尽然。”言不可极,极之而衰,以讽谏焉。齐王曰:“善。”乃罢长夜之饮,以髡为诸侯主客。宗室置酒,髡尝在侧。
伯夷列传
夫学者载籍极博。尤考信于六艺。《诗》、《书》虽缺,然虞、夏之文可知也。尧将逊位,让于虞舜,舜、禹之间,岳牧咸荐,乃试之于位,典职数十年,功用既兴,然后授政。示天下重器,王者大统,传天下若斯之难也。而说者曰:“尧让天下于许由,许由不受,耻之逃隐。及夏之时,有卞随、务光者。”此何以称焉?太史公曰:余登箕山,其上盖有许由冢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,如吴太伯、伯夷之伦详矣。余以所闻,由、光义至高,其文辞不少概见,何哉?孔子曰:“伯夷、叔齐,不念旧恶,怨是用希。”“求仁得仁,又何怨乎?”余悲伯夷之意,睹轶诗可异焉。其传曰:伯夷、叔齐,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齐。及父卒,叔齐让伯夷。伯夷曰:“父命也。”遂逃去。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。国人立其中子。于是伯夷、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,“盍往归焉!”及至,西伯卒,武王载木主,号为文王,东伐纣。伯夷、叔齐叩马而谏曰:“父死不葬,爰及干戈,可谓孝乎?以臣弑君,可谓仁乎?”左右欲兵之。太公曰:“此义人也。”扶而去之。武王已平殷乱,天下宗周,而伯夷、叔齐耻之,义不食周粟,隐于首阳山,采薇而食之。及饿且死,作歌,其辞曰:“登彼西山兮,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,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,我安适归矣?于嗟徂兮,命之衰矣。”遂饿死于首阳山。由此观之,怨邪非邪? 或曰:“天道无亲,常与善人。”若伯夷、叔齐,可谓善人者非邪?积仁洁行,如此而饿死。且七十子之徒,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。然回也屡空,糟糠不厌,而卒蚤夭。天之报施善人,其何如哉?盗跖日杀不辜,肝人之肉,暴戾恣睢,聚党数千人,横行天下,竟以寿终,是遵何德哉?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。若至近世,操行不轨,专犯忌讳,而终身逸乐,富厚累世不绝。或择地而蹈之,时然后出言,行不由径,非公正不发愤,而遇祸灾者,不可胜数也。余甚惑焉,倘所谓天道,是邪非邪?
子曰:“道不同,不相为谋。”亦各从其志也。故曰:“富贵如可求,虽执鞭之士,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,从吾所好。”“岁寒,然后知松柏之后凋。”举世混浊,清士乃见。岂以其重若彼,其轻若此哉?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贾子曰:“贪夫徇财,烈士徇名,夸者死权,众庶冯生。”同明相照,同类相求。“云从龙,风从虎,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”伯夷、叔齐虽贤,得夫子而名益彰;颜渊虽笃学,附骥尾而行益显。岩穴之士,趋舍有时,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,悲夫。闾巷之人,欲砥行立名者,非附青云之士,恶能施于后世哉!
秦士录
邓弼,字伯翊,秦人也。身长七尺,双目有紫棱,开合闪闪如电。能以力雄人,邻牛方斗不可擘,拳其脊,折仆地;市门石鼓,十人舁,弗能举,两手持之行。然好使酒,怒视人,人见辄避,曰:“狂生不可近,近则必得奇辱。”
一日,独饮娼楼,萧、冯两书生过其下,急牵入共饮。两生素贱其人,力拒之。弼怒曰:“君终不我从,必杀君!亡命走山泽耳,不能忍君苦也!”两生不得已,从之。弼自据中筵,指左右,揖两生坐,呼酒歌啸以为乐。酒酣,解衣箕踞,拔刀置案上,铿然鸣。两生雅闻其酒狂,欲起走,弼止之曰:“勿走也!弼亦粗知书,君何至相视如涕唾?今日非速君饮,欲少吐胸中不平气耳。四库书从君问,即不能答,当血是刃。”两生曰:“有是哉?”遽摘七经数十义扣之,弼历举传疏,不遗一言。复询历代史,上下三千年,纚纚如贯珠。弼笑曰:“君等伏乎未也?”两生相顾惨沮,不敢再有问。弼索酒,被发跳叫曰:“吾今日压倒老生矣!古者学在养气,今人一服儒衣,反奄奄欲绝,徒欲驰骋文墨,儿抚一世豪杰。此何可哉!此何可哉!君等休矣!”两生素负多才艺,闻弼言,大愧,下楼,足不得成步。归询其所与游,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。
泰定末,德王执法西御史台,弼造书数千言袖谒之。阍卒不为通,弼曰:“若不知关中邓伯翊耶?”连击踣数人,声闻于王。王令隶人捽入,欲鞭之。弼盛气曰:“公奈何不礼壮士?今天下虽号无事,东海岛夷尚未臣顺,间者驾海舰,互市于鄞,即不满所欲,出火刀斫柱,杀伤我中国民。诸将军控弦引矢,追至大洋,且战且却,其亏国体为已甚。西南诸蛮,虽曰称臣奉贡,乘黄屋、左纛,称制与中国等,尤志士所同愤。诚得如弼者一二辈,驱十万横磨剑伐之,则东西为日所出入,莫非王土矣。公奈何不礼壮士?”庭中人闻之,皆缩颈吐舌,舌久不能收。王曰:“尔自号壮士,解持矛鼓噪,前登坚城乎?”曰:“能。”“百万军中,可刺大将乎?”曰:“能。”“突围溃阵,得保首领乎?”曰:“能。”王顾左右曰:“姑试之。”问所须,曰:“铁铠良马各一,雌雄剑二。”王即命给与,阴戒善槊者五十人驰马出东门外,然后遣弼往。王自临观,空一府随之。暨弼至,众槊并进。弼虎吼而奔,人马辟易五十步,面目无色。已而烟尘涨天,但见双剑飞舞云雾中,连斫马首堕地,血涔涔滴。王抚髀欢曰:“诚壮士!诚壮士!”命勺酒劳弼,弼立饮不拜。由是狂名振一时,至比之王铁枪云。
王上章荐诸天子,会丞相与王有隙,格其事不下。弼环视四体,叹曰:“天生一具铜筋铁肋,不使立勋万里外,乃槁死三尺蒿下,命也,亦时也。尚何言!”遂入王屋山为道士,后十年终。
史官曰:弼死未二十年,天下大乱。中原数千里,人影殆绝。玄鸟来降,失家,竞栖林木间。使弼在,必当有以自见。惜哉!弼鬼不灵则已,若有灵,吾知其怒发上冲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