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虞美人·波声拍枕长淮晓

[宋代]:苏轼

波声拍枕长淮晓,隙月窥人小。无情汴水自东流,只载一船离恨别西州。

竹溪花浦曾同醉,酒味多于泪。谁教风鉴在尘埃?酝造一场烦恼送人来!


“虞美人·波声拍枕长淮晓”译文及注释

译文

饮别后归卧船中,只听到淮水波声,如拍枕畔,不知不觉又天亮了。从船篷缝隙中所见之残月是那么小。汴水无情,随着故人东去,而我却满载一船离愁别恨,独向西州。

竹溪的花浦之间,你我曾经一同大醉,当日欢聚畅饮时的情谊胜过别后的伤悲。谁让我偏偏在芸芸众生中发现了你,并与你成为朋友,这才酿成了今日分别这样一场烦恼。

注释

虞美人:此调原为唐教坊曲,初咏项羽宠姬虞美人,因以为名。又名《一江春水》、《玉壶水》、《巫山十二峰》等。双调,五十六字,上下片各四句,皆为两仄韵转两平韵。古代词开始大体以所咏事物为题,配乐歌唱逐渐形成固定曲调,后即开始名为调名即词牌。《虞美人》即是如此。

长淮:指淮河。

隙月:(船篷)隙缝中透进的月光。

汴水:古河名。唐宋时将出自黄河至淮河的通济渠东段全流统称汴水或汴河。

西州:古建业城门名。晋宋间建业(今江苏南京)为扬州刺州治所,以治事在台城西,故称西州。

风鉴:风度识见,也指对人的观察、看相。

“虞美人·波声拍枕长淮晓”鉴赏

赏析

此词的起二句,写淮上饮别后的情景。秦观厚意拳拳,自高邮相送,溯运河而上,经宝应至山阳,止于淮上,途程二百余里。临流帐饮,惜别依依。词人归卧船中,只听到淮水波声,如拍枕畔,不知不觉又天亮了。着一“晓”字,已暗示一夜睡得不宁贴。“隙月”,指船篷罅隙中所见之月。据王文诰《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·总案》载,苏轼于冬至日抵山阳,十二月一日抵泗州。与秦观别时当在十一月底,所见之月是天亮前从东方升起不久的残月,故“窥人小”三字便形容真切。“无情汴水自东流,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”,二语为集中名句。汴水一支自开封向东南流,经应天府(北宋之南京,今河南商丘)、宿州,于泗州入淮。苏轼此行,先由淮上抵泗州,然后溯汴水西行入应天府。流水无情,随着故人东去,而自己却载满一船离愁别恨,独向西行。“无情流水多情客”(《泛金船》),类似的意思,苏词中也有,而此词之佳,全“载一船离恨”一语。以水喻愁,前人多有,苏轼是词,则把愁恨物质化了,可以载船中,逆流而去。这个妙喻被后人竞相摹拟。李清照《武陵春》词:“只恐双溪舴艋舟,载不动、许多愁”,声名竟出苏词之上。

“西州”,龙榆生《东坡乐府笺》引傅注以为扬州,其实词中只是泛指西边的州郡,即东坡此行的目的地。

过片二句,追忆当年两人同游的情景。公元1079年(元丰二年),东坡自徐州徙知湖州,与秦观偕行,过无锡,游惠山,唱和甚乐;复会于松江,至吴兴,泊西观音院,遍游诸寺。词云“竹溪花浦曾同醉”,当指此时情事。“酒味”,指当日的欢聚;“泪”,谓别后的悲辛。是年端午后,秦观别东坡,赴会稽。七月,东坡因乌台诗案下诏狱,秦观闻讯,急渡江至吴兴询问消息。以后几年间,苏轼居黄州贬所,与秦观不复相见。“酒味多于泪”,当有感而发。末两句故作反语,足见真情。“风鉴”,指以风貌品评人物。吴处厚《青箱杂记》卷四:“风鉴一事,乃昔贤甄识人物拔擢贤才之所急。”东坡对秦观的赏拔,可谓不遗余力。公元1074年(熙宁七年),东坡得读秦观诗词,大为惊叹,遂结神交。三年后两人相见,过从甚欢。后屡次向王安石推荐秦观。可见文人高士之友谊实非常人可比。

创作背景

这首词写于宋神宗元丰七年(1084年)冬。当时苏轼与秦观会面,而后在秦淮河上临别对饮。此词便是词人与秦观饮别后的有感之作。  

苏轼简介

宋代·苏轼的简介

苏轼

苏轼(1037-1101),北宋文学家、书画家、美食家。字子瞻,号东坡居士。汉族,四川人,葬于颍昌(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)。一生仕途坎坷,学识渊博,天资极高,诗文书画皆精。其文汪洋恣肆,明白畅达,与欧阳修并称欧苏,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;诗清新豪健,善用夸张、比喻,艺术表现独具风格,与黄庭坚并称苏黄;词开豪放一派,对后世有巨大影响,与辛弃疾并称苏辛;书法擅长行书、楷书,能自创新意,用笔丰腴跌宕,有天真烂漫之趣,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宋四家;画学文同,论画主张神似,提倡“士人画”。著有《苏东坡全集》和《东坡乐府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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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生过此,闻其自京师往长芦抽丰,复跟长芦长官别赴新任。至九江,遇一显者,乃舍旧从新,随转而北,冲风冒寒,不顾年老生死。既到麻城,见我言曰:“我欲游嵩少,彼显者亦欲游嵩少,拉我同行,是以至此。然显者俟我于城中,势不能一宿。回日当复道此,道此则多聚三五日而别,兹卒卒诚难割舍云。”其言如此,其情何如?我揣其中实为林汝宁好一口食难割舍耳。然林汝宁向者三任,彼无一任不往,往必满载而归,兹尚未厌足,如饿狗思想隔日屎,乃敢欺我以为游嵩少。夫以游嵩少藏林汝宁之抽丰来嗛我;又恐林汝宁之疑其为再寻己也,复以舍不得李卓老,当再来访李卓老,以嗛林汝宁:名利两得,身行俱全。我与林汝宁几皆在其术中而不悟矣;可不谓巧乎!今之道学,何以异此!

由此观之,今之所谓圣人者,其与今之所谓山人者一也,特有幸不幸之异耳。幸而能诗,则自称曰山人;不幸而不能诗,则辞却山人而以圣人名。幸而能讲良知,则自称曰圣人;不幸而不能讲良知,则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。展转反复,以欺世获利。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,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。夫名山人而心商贾,既已可鄙矣,乃反掩抽丰而显嵩少,谓人可得而欺焉,尤可鄙也!今之讲道德性命者,皆游嵩少者也;今之患得患失,志于高官重禄,好田宅,美风水,以为子孙荫者,皆其托名于林汝宁,以为舍不得李卓老者也。然则郑子玄之不肯讲学,信乎其不足怪矣。

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?挟数万之赀,经风涛之险,受辱于关吏,忍诟于市易,辛勤万状,所挟者重,所得者末。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,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,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!今山人者,名之为商贾,则其实不持一文;称之为山人,则非公卿之门不履,故可贱耳。虽然,我宁无有是乎?然安知我无商贾之行之心,而释迦其衣以欺世而盗名也耶?有则幸为我加诛,我不护痛也。虽然,若其患得而又患失,买田宅,求风水等事,决知免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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